二三十年来，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改革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滞后了。

进入专题： 汉堡包 人民币升值 。著名学者Engel（1999）的研究更是走向了极端，他指出：实际汇率的变动几乎100%是由于贸易品价格对一价定律偏离造成的，但是，非贸易品价格对相对价格和CPI汇率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这即为Engel效应。

由于人民币重新盯住美元，人民币有效汇率就跟随美元的贬值而贬值。这和汇率制度改革之前的情形相当，当时预计升值50%的大有人在，并且都是言之确切，有理有据。如果我们根据Parsley 和 Wei（2004）的研究，再结合Engel效应，那么当时认为人民币升值23.6%确实具有很好的预见性。2008年第一季度，NDF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一年期汇率为6.3左右，这是截至目前NDF市场预期的人民币汇率的最高升值水平。我们这里以纽约和上海作为基础来分析，纽约的物价指数为100，上海为64.1。

汇改之前汉堡包汇率是3.43，仅升值3.4%，变化并不大，但是，实际上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已经升值了20%。这不排除是向均衡汇率的趋近，当然也可能是巧合。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

《财经》：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社会矛盾 。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

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

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改善中国市场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

《财经》：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目标，争议很多。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吴敬琏：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阻碍力量。

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

《财经》：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都认为，监督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损害市场竞争，应当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然而，它们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这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话题。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财经》：您在前面提到的消除中国市场中的行政性垄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应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负起责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

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滞后于实际的要求。

但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有限政府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有效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吴敬琏：对。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

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

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

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

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现象和《反垄断法》为何对此无能为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制止这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积极建议。另一种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宪政民主制。

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

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

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